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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主編周宏偉教授為編輯部做專題講座
  • 2018年“新型/新興權利與學術期刊權益保障”論壇成功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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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2期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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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
  • 張柯
    2020,19(2):5-18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02
    摘要:
    新近出版的《海德格爾兄弟通信集》為“海德格爾事件”研究的突破性進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本資料,為澄清諸多疑難問題提供了一個關鍵契機。受此推動,本文將對“海德格爾事件”的核心問題展開追問:海德格爾在校長任職動機問題上的自我辯護是謊言還是事實?胡戈·奧特在其研究中批評海德格爾的辯護乃是撒謊,這一判斷以種種變式影響著今天的《黑皮筆記》研究;但依據更多材料和更嚴謹的分析,可以看出奧特這一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研究工作存在嚴重漏洞,扭曲了事實,而多年來一直被質疑的海德格爾自我辯護反倒符合事實。這一發現不僅揭示出了重新全面解讀“海德格爾事件”的必要性,而且推動著我們去沉思相關論戰一再爆發的深層原因,這將有助于我們走上真正的疑難澄清之路。
  • 高山奎
    2020,19(2):19-28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03
    摘要:
    與以往時代相比,我們身處在一個技術的時代,一個技術的意識形態彌漫橫行的時代。要了解現代技術的本質及其風險,我們首先要了解技術的由所從來,而這一點與科學的古今嬗變脫不開關系。在哲人海德格爾看來,古今科學觀在標準(嚴格性、精確性),對象(自然觀)和運作方式上存在著絕然的分野。這種分野直接導致現代技術(作為訂造著的解蔽)與古代技藝(自身涌現的解蔽)存在重大不同。在海德格爾看來,現代技術作為促逼的解蔽,不僅將自然作為可計算的能量之源,而且對人的自然進行促逼和訂造,從而導致了現代人受到技術的宰制和霸占性主導。海德格爾的技術之思并非通常意義上的屬加種差式定義方式,而是試圖通過概念流轉呈現實事的現身方式。不過,應該看到,海德格爾的追問限囿在形而上學層面,缺少必要的政治哲學和資本分析的眼光。借助現代國家、資本和現代技術復雜關聯的分析,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現代技術的發生及其可能風險,這為我們的自我救渡提供了必要的思之準備。
  • 蔣世強
    2020,19(2):29-35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04
    摘要:
    后期維特根斯坦曾表明他的哲學旨在提供關于表達式用法的形態學。本文分別討論了他對歌德、布勞德、斯賓格勒的形態學的批判,進而從元哲學、哲學方法、語用顯示層面重構了維特根斯坦的形態學思想。鑒于這種形態學是純粹哲學的,理應稱之為哲學形態學。而且后期維特根斯坦的哲學形態學思想對當代哲學發展也具有現實意義。
  • 馬晨
    2020,19(2):36-42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05
    摘要:
    羅爾斯等人對康德的道德哲學做出了建構論的解讀,從此將建構論帶入到規范性研究中。因為不滿康德哲學自身的理論困境,以布蘭頓、皮平為代表的社會建構論開始了對黑格爾的規范性研究,將之視為對康德哲學的社會化,把以相互承認為基礎的社會視為規范的來源,這一解讀方式被稱之為“標準解讀”。在社會建構論的影響下,斯特恩、萊蒂寧等人分別提出了對黑格爾哲學的規范性解讀。一時間,對黑格爾規范性的研究產生了眾多豐富的理論成果??疾爝@一時段理論得失,有助于我們推動黑格爾的規范性研究。
  • 陶清
    2020,19(2):43-52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06
    摘要:
    儒學,尤其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原始儒學,究竟是學問,還是哲學、宗教、科學?這是儒學傳承歷史中的重大問題,也是儒學思想現代化特別是儒學思想當下生存和未來發展所直接面對的根本問題。從儒學思想自身發生和發展的歷史看,儒學思想的學科性質以及關于這種學科性質的理解,構成了儒學思想自身傳承系統的演化路徑和存在狀態;在全球化語境中,儒學思想的學科性質以及關于這種學科性質的理解,決定了儒學思想當下生存和未來發展的前途和命運。雖然,在儒學思想自身發展的歷史上,儒學曾經被作為哲學(哲理化)、宗教(信仰化)和科學(技術化)而獲得傳承和發展并取得巨大成就,但由于遮蔽了儒學教化個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學問根本,從而也就與現實的個人的生活世界漸行漸遠。在市場經濟生活方式漸次主導社會生活的今天,激活和啟動儒學教化個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學問根本,有利于克制道德冷漠、倫理疏松和人性功利化的趨向,也是儒學思想在全球化條件下生存和發展的可能路徑和生存策略。
  • 盛珂
    2020,19(2):53-59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07
    摘要:
    王龍溪的“四無說”肯定了良知對于道德判斷和道德準則的決定性意義,凸顯了道德價值的純粹內在性,在理論上將王陽明的思想向前推進了一步。王陽明的致良知則通過“良知”的知是知非,為日常世俗道德準則留出了空間,在建立超越根據和肯定日常道德準則兩者之間,建構起自己的理論體系。王龍溪的“四無說”在哲學史意義上重新回到孟子學說立場,在理論上則進一步彰顯了心學傳統面臨的問題。
  • 歷史學
  • 成一農
    摘要:
    主持人弁言:地圖,是人們對地理的認知和反映,自古以來,其繪制都有著強烈的主觀性,只是近代以來用經緯度數據繪制的地圖,其表面上的準確性將這些主觀性掩蓋了起來。近現代之前的中西方地圖上,充斥著對世界秩序和空間秩序的構建、對地理空間的人為劃分以及對地理要素的想象。中國古代地圖上繪制長城的傳統由來已久,但古地圖上繪制的長城,除了展現其作為一種重要的軍事防御工事之外,還表達了古人賦予長城的各種政治文化內涵,如作為“華夷”之間的界線等。在這些地圖上繪制長城另有一層含義似乎也不能忽視:這類地圖還表達了“華夷一統”的思想,即將華夏(漢)與夷狄(胡)整合在一起的觀念。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地圖上的很多長城并不是寫實的,如大多數宋代地圖上繪制的長城都一致地從遼東半島斜向西南,橫貫今陜西北部,延伸至甘肅洮河,但實際上很難確指這表達的是哪個時代修筑的長城,其可能只是按照宋人的觀念對秦始皇修筑的各段長城的表達,而宋人的觀念則體現的是他們所認為的北宋與契丹、北宋與西夏劃界時的理想疆界。李孝聰教授的《試論地圖上的長城》一文除了對上述這些思想進行分析之外,還對明清時期基于各種目的繪制的長城圖及其發展脈絡進行了全面的展示。中國古代的各種史學、地理以及宗教文獻中都有著大量與黃河河源有關的記載。通常認為,隨著唐代之后對河源的不斷探索,有關河源的文本記載以及地圖上對河源的描繪,應當逐漸由“錯誤”走向“正確”。但實際上,這種簡單的線性“進步”并不存在。在很長時間內,歷史傳聞中的河源概念和實地考察的記錄都受到關注,也都出現于文本和地圖中,因此最新的地理發現并沒有取代傳說和傳聞中的關于黃河河源的空間概念。甚至到了19世紀,盡管元、清兩代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推翻了河出昆侖的說法,但在文獻,尤其是在地圖上,黃河發源于昆侖山的傳統認知依然占據主流。因此可以認為,中國古代對黃河河源的理解應當被認為是神話與地理、想象與現實的交匯。上述認知正是馮令晏教授的《元前文獻圖籍所載黃河河源》一文的撰寫主旨。這篇論文探討了不同知識框架對唐代河源記載的影響,以及這些知識框架在現存宋代地圖上的反映,展現了地圖與產生它們的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傮w而言,作為史料的地圖,其史料價值除了圖面內容之外,更多地體現在了地圖與其社會、文化、政治及經濟等背景的關系之中。
  • 李孝聰
    2020,19(2):61-70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09
    摘要:
    中國古代地圖上繪制長城的傳統由來已久,但古地圖上繪制的長城,除展現了其作為一種重要的軍事防御工事之外,還表達了古人心目中所賦予長城的各種政治文化內涵,如作為“華夷”之間的界線等。對于明清兩朝所繪專題性長城輿圖的分析,使我們從中讀到更多的歷史信息,從而深化了對于中國歷史的認知。
  • 馮令晏
    2020,19(2):71-79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10
    摘要:
    有關黃河河源的概念,古代各種史學、地理、以及宗教文獻都有相關記載。早期文獻中提出的重源潛流的概念,也為塑造河源空間概念留下了發揮余地。及至唐朝,各種類書、筆記、野史關于位于境外的河源的著述沿用了上述文獻中已有的地理知識,并融入了佛教世界觀的空間概念以及唐代實地考察的紀錄,逐漸構成了河源這一多元化的空間想象。本文探討了不同知識框架對唐代河源記載的影響,以及在幾幅現存宋代地圖上所反映出的相關影響。這類文獻資料有助于我們理解中古地理知識的深化與演變,以及后代地圖上展示河源的更豐富的地圖表現形式。
  • 錢茂偉
    2020,19(2):80-88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11
    摘要:
    口述史是通過口述的方式將當代公眾歷史記錄下來的歷史研究模式。其基本特征有四:個人本位原則,雙向互動的建構,參與人員的低門檻性,當代歷史記錄性。采訪人的歷史意識與文本習慣,這是產生口述史的基礎??谑鍪肥菤v史記憶代代傳承的產物,其發展階段是歷史記憶的幾種外化方式??谑鍪返男再|經歷了由組織本位到人為本位兩大階段。在公眾史學的“人為本位”原則下,口述史是主體建構,就是讓人民說話,參與歷史的建構??谑鍪氛骷降氖瞧胀ㄈ说臍v史記憶與歷史認知,所以口述史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看待普通人的歷史記憶與歷史認知。對大腦歷史記憶的懷疑必須有限度,不能泛化成沒有底線的全面懷疑??谑鍪诽峁┑氖堑谝皇中畔?,須等待別人來進一步考訂,成為更精確的科學歷史知識。當下利益與長遠利益之間要保持平衡,可提供兩個不同的版本,歷史版本要全面保真,當下傳播的版本可以有所節略。
  • 文學藝術
  • 楊冬曉
    2020,19(2):89-97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12
    摘要:
    在《文心雕龍》的擬人化文學結構觀里有“辭采為肌膚”一語。傳統觀念往往認為劉勰是把作為“肌膚”的“辭采”置于作為“神明”的“情志”之下,并反對華麗文辭對情感表達的妨害。但通過對六朝人物繪畫中傳達神韻、摹寫形象等理論的分析會發現:受古代有機生命化哲學思維的影響,并基于六朝特殊的美學意識,六朝文學藝術領域里普遍存在既強調情感蘊藉,又重視形式美感,并借助形式來表現作品情感蘊藉的傾向。受此影響,《文心雕龍》中的“辭采為肌膚”既表明語言是文學的物質存在基礎,又體現了文辭獨立的審美價值,且認為文辭對思想情感有積極的表現作用。只有充分重視《文心雕龍》中語言形式觀的復雜內涵,才能對劉勰有機生命化的文學結構觀有深刻理解。
  • 社會學
  • 李丹,劉津秀
    2020,19(2):98-106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13
    摘要:
    農村場域作為扶貧資源項目運作的承接場所,其地緣、血緣、業緣特征形成了村集體經濟組織活動的特定空間。本文從制度理論視角,以西南地區代表性貧困村的農業產業化發展為例,探討了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結構要素及其運作機制。研究發現,在產業扶貧場域下,貧困村在制度要素的合法性、組織存續的邏輯性以及社會交換網絡的密集性三重規制下建成了“村委/致富帶頭人+合作社+貧困戶+農戶”形式的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制特征與禮俗特征決定了村集體經濟組織的運作機制:體制精英在識別政策目標后,遵照制度性合法性標準整合社會資本,對正式關系、非正式關系進行有機整合,從而架構村集體經濟組織,主動俘獲產業扶貧項目推動農業產業化實現減貧目標。
  • 鄧崧,王繼笛
    2020,19(2):107-116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14
    摘要:
    老齡化背景下,子女經濟支持與新農保在農村養老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本文旨在分析子女對父母的經濟支持對老年父母參與新農保的影響。主要采用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數據庫(CHARLS),利用spss的交叉列聯表相關檢驗功能檢驗了子女對父母的經濟支持與農村老年父母參與新農保的相關關系。發現有無子女的經濟支持以及經濟支持的水平與父母是否參與新農保是顯著相關的。子女的代際經濟支持與參與新農保之間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關系,農村子女對父母的代際經濟支持都會不同程度地“擠出”或“擠入”父母參與新農保。在鼓勵參與新農保、提高待遇水平的同時更應注重家庭子女贍養的“反饋模式”,促進二者相互融合。
  • 劉升
    2020,19(2):117-130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15
    摘要:
    本研究以城管的權力執行過程為研究對象,通過內部視角,發現在基層行政權力不可替代的情況下,由于受到傳統“碎片化政府”下的結構慣性、具有制度供給不足和單向依賴的依附性結構等多重因素影響,政府內部不同部門之間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動力進行權力執行中的配合,這使得本應互相配合統一使用的基層行政權力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呈現碎片化狀態,致使大量行政權力難以有效使用。受到權力執行碎片化影響,國家對單個部門資源投入的增加因無法有效發揮作用而只能導致內卷化問題。為此,應該通過治理結構和制度等多方面進行整體性改進,以提高基層治理能力。
  • 法學
  • 曹化
    2020,19(2):131-136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16
    摘要:
    隨著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我國的人口平均壽命不斷延長,老齡化社會已經到來。我國的人口老齡化是在社會正處于變革、轉型時期到來的,社會變革、轉型,人口老齡化導致的社會生活愈發復雜,社會矛盾逐漸凸顯,以及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和心理變化,勢必會對老年人的社會行為產生深遠影響。當前,老年人這一特殊群體的犯罪問題日漸突出,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回避的社會問題。確立老年人犯罪案件社會調查制度,對于提升老年人犯罪案件辦理質效、形成老年犯系統化保護及救助體系尤為重要,有必要在老年人犯罪案件辦理過程中引入社會調查制度。
  • 劉珈利
    2020,19(2):137-144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17
    摘要:
    傳統上,中國—東盟以雙邊貨幣互換合作機制為基礎,在跨境貿易與投資結算及貨幣監管合作領域取得了穩健的發展。法定數字貨幣的推進使得跨境貿易與投資的結算不再依賴主權國家傳統貨幣,其跨境流動性、可追蹤性、外部公平性能有效降低傳統貨幣的信用風險、同時增強監管時效,為促進中國—東盟跨境貿易自由化與投資便利化提供了契機。目前中國—東盟貨幣互換機制的困境、金融危機救助機制無體系、貨幣合作監管體系薄弱將阻礙法定數字貨幣在中國—東盟區域的合作。為此,以中國—東盟自貿區為平臺推進法定數字貨幣在雙邊貨幣互換機制下適用、加強法定數字貨幣合作的基礎設施建設、強化法定數字貨幣合作監管機制建設是構建中國—東盟法定數字貨幣合作的關鍵舉措。
    哲學
  • 張柯
    2020,19(2):5-18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02
    摘要:
    新近出版的《海德格爾兄弟通信集》為“海德格爾事件”研究的突破性進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本資料,為澄清諸多疑難問題提供了一個關鍵契機。受此推動,本文將對“海德格爾事件”的核心問題展開追問:海德格爾在校長任職動機問題上的自我辯護是謊言還是事實?胡戈·奧特在其研究中批評海德格爾的辯護乃是撒謊,這一判斷以種種變式影響著今天的《黑皮筆記》研究;但依據更多材料和更嚴謹的分析,可以看出奧特這一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研究工作存在嚴重漏洞,扭曲了事實,而多年來一直被質疑的海德格爾自我辯護反倒符合事實。這一發現不僅揭示出了重新全面解讀“海德格爾事件”的必要性,而且推動著我們去沉思相關論戰一再爆發的深層原因,這將有助于我們走上真正的疑難澄清之路。
  • 高山奎
    2020,19(2):19-28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03
    摘要:
    與以往時代相比,我們身處在一個技術的時代,一個技術的意識形態彌漫橫行的時代。要了解現代技術的本質及其風險,我們首先要了解技術的由所從來,而這一點與科學的古今嬗變脫不開關系。在哲人海德格爾看來,古今科學觀在標準(嚴格性、精確性),對象(自然觀)和運作方式上存在著絕然的分野。這種分野直接導致現代技術(作為訂造著的解蔽)與古代技藝(自身涌現的解蔽)存在重大不同。在海德格爾看來,現代技術作為促逼的解蔽,不僅將自然作為可計算的能量之源,而且對人的自然進行促逼和訂造,從而導致了現代人受到技術的宰制和霸占性主導。海德格爾的技術之思并非通常意義上的屬加種差式定義方式,而是試圖通過概念流轉呈現實事的現身方式。不過,應該看到,海德格爾的追問限囿在形而上學層面,缺少必要的政治哲學和資本分析的眼光。借助現代國家、資本和現代技術復雜關聯的分析,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現代技術的發生及其可能風險,這為我們的自我救渡提供了必要的思之準備。
  • 蔣世強
    2020,19(2):29-35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04
    摘要:
    后期維特根斯坦曾表明他的哲學旨在提供關于表達式用法的形態學。本文分別討論了他對歌德、布勞德、斯賓格勒的形態學的批判,進而從元哲學、哲學方法、語用顯示層面重構了維特根斯坦的形態學思想。鑒于這種形態學是純粹哲學的,理應稱之為哲學形態學。而且后期維特根斯坦的哲學形態學思想對當代哲學發展也具有現實意義。
  • 馬晨
    2020,19(2):36-42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05
    摘要:
    羅爾斯等人對康德的道德哲學做出了建構論的解讀,從此將建構論帶入到規范性研究中。因為不滿康德哲學自身的理論困境,以布蘭頓、皮平為代表的社會建構論開始了對黑格爾的規范性研究,將之視為對康德哲學的社會化,把以相互承認為基礎的社會視為規范的來源,這一解讀方式被稱之為“標準解讀”。在社會建構論的影響下,斯特恩、萊蒂寧等人分別提出了對黑格爾哲學的規范性解讀。一時間,對黑格爾規范性的研究產生了眾多豐富的理論成果??疾爝@一時段理論得失,有助于我們推動黑格爾的規范性研究。
  • 陶清
    2020,19(2):43-52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06
    摘要:
    儒學,尤其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原始儒學,究竟是學問,還是哲學、宗教、科學?這是儒學傳承歷史中的重大問題,也是儒學思想現代化特別是儒學思想當下生存和未來發展所直接面對的根本問題。從儒學思想自身發生和發展的歷史看,儒學思想的學科性質以及關于這種學科性質的理解,構成了儒學思想自身傳承系統的演化路徑和存在狀態;在全球化語境中,儒學思想的學科性質以及關于這種學科性質的理解,決定了儒學思想當下生存和未來發展的前途和命運。雖然,在儒學思想自身發展的歷史上,儒學曾經被作為哲學(哲理化)、宗教(信仰化)和科學(技術化)而獲得傳承和發展并取得巨大成就,但由于遮蔽了儒學教化個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學問根本,從而也就與現實的個人的生活世界漸行漸遠。在市場經濟生活方式漸次主導社會生活的今天,激活和啟動儒學教化個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學問根本,有利于克制道德冷漠、倫理疏松和人性功利化的趨向,也是儒學思想在全球化條件下生存和發展的可能路徑和生存策略。
  • 盛珂
    2020,19(2):53-59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07
    摘要:
    王龍溪的“四無說”肯定了良知對于道德判斷和道德準則的決定性意義,凸顯了道德價值的純粹內在性,在理論上將王陽明的思想向前推進了一步。王陽明的致良知則通過“良知”的知是知非,為日常世俗道德準則留出了空間,在建立超越根據和肯定日常道德準則兩者之間,建構起自己的理論體系。王龍溪的“四無說”在哲學史意義上重新回到孟子學說立場,在理論上則進一步彰顯了心學傳統面臨的問題。
  • 歷史學
  • 成一農
    摘要:
    主持人弁言:地圖,是人們對地理的認知和反映,自古以來,其繪制都有著強烈的主觀性,只是近代以來用經緯度數據繪制的地圖,其表面上的準確性將這些主觀性掩蓋了起來。近現代之前的中西方地圖上,充斥著對世界秩序和空間秩序的構建、對地理空間的人為劃分以及對地理要素的想象。中國古代地圖上繪制長城的傳統由來已久,但古地圖上繪制的長城,除了展現其作為一種重要的軍事防御工事之外,還表達了古人賦予長城的各種政治文化內涵,如作為“華夷”之間的界線等。在這些地圖上繪制長城另有一層含義似乎也不能忽視:這類地圖還表達了“華夷一統”的思想,即將華夏(漢)與夷狄(胡)整合在一起的觀念。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地圖上的很多長城并不是寫實的,如大多數宋代地圖上繪制的長城都一致地從遼東半島斜向西南,橫貫今陜西北部,延伸至甘肅洮河,但實際上很難確指這表達的是哪個時代修筑的長城,其可能只是按照宋人的觀念對秦始皇修筑的各段長城的表達,而宋人的觀念則體現的是他們所認為的北宋與契丹、北宋與西夏劃界時的理想疆界。李孝聰教授的《試論地圖上的長城》一文除了對上述這些思想進行分析之外,還對明清時期基于各種目的繪制的長城圖及其發展脈絡進行了全面的展示。中國古代的各種史學、地理以及宗教文獻中都有著大量與黃河河源有關的記載。通常認為,隨著唐代之后對河源的不斷探索,有關河源的文本記載以及地圖上對河源的描繪,應當逐漸由“錯誤”走向“正確”。但實際上,這種簡單的線性“進步”并不存在。在很長時間內,歷史傳聞中的河源概念和實地考察的記錄都受到關注,也都出現于文本和地圖中,因此最新的地理發現并沒有取代傳說和傳聞中的關于黃河河源的空間概念。甚至到了19世紀,盡管元、清兩代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推翻了河出昆侖的說法,但在文獻,尤其是在地圖上,黃河發源于昆侖山的傳統認知依然占據主流。因此可以認為,中國古代對黃河河源的理解應當被認為是神話與地理、想象與現實的交匯。上述認知正是馮令晏教授的《元前文獻圖籍所載黃河河源》一文的撰寫主旨。這篇論文探討了不同知識框架對唐代河源記載的影響,以及這些知識框架在現存宋代地圖上的反映,展現了地圖與產生它們的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傮w而言,作為史料的地圖,其史料價值除了圖面內容之外,更多地體現在了地圖與其社會、文化、政治及經濟等背景的關系之中。
  • 李孝聰
    2020,19(2):61-70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09
    摘要:
    中國古代地圖上繪制長城的傳統由來已久,但古地圖上繪制的長城,除展現了其作為一種重要的軍事防御工事之外,還表達了古人心目中所賦予長城的各種政治文化內涵,如作為“華夷”之間的界線等。對于明清兩朝所繪專題性長城輿圖的分析,使我們從中讀到更多的歷史信息,從而深化了對于中國歷史的認知。
  • 馮令晏
    2020,19(2):71-79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10
    摘要:
    有關黃河河源的概念,古代各種史學、地理、以及宗教文獻都有相關記載。早期文獻中提出的重源潛流的概念,也為塑造河源空間概念留下了發揮余地。及至唐朝,各種類書、筆記、野史關于位于境外的河源的著述沿用了上述文獻中已有的地理知識,并融入了佛教世界觀的空間概念以及唐代實地考察的紀錄,逐漸構成了河源這一多元化的空間想象。本文探討了不同知識框架對唐代河源記載的影響,以及在幾幅現存宋代地圖上所反映出的相關影響。這類文獻資料有助于我們理解中古地理知識的深化與演變,以及后代地圖上展示河源的更豐富的地圖表現形式。
  • 錢茂偉
    2020,19(2):80-88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11
    摘要:
    口述史是通過口述的方式將當代公眾歷史記錄下來的歷史研究模式。其基本特征有四:個人本位原則,雙向互動的建構,參與人員的低門檻性,當代歷史記錄性。采訪人的歷史意識與文本習慣,這是產生口述史的基礎??谑鍪肥菤v史記憶代代傳承的產物,其發展階段是歷史記憶的幾種外化方式??谑鍪返男再|經歷了由組織本位到人為本位兩大階段。在公眾史學的“人為本位”原則下,口述史是主體建構,就是讓人民說話,參與歷史的建構??谑鍪氛骷降氖瞧胀ㄈ说臍v史記憶與歷史認知,所以口述史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看待普通人的歷史記憶與歷史認知。對大腦歷史記憶的懷疑必須有限度,不能泛化成沒有底線的全面懷疑??谑鍪诽峁┑氖堑谝皇中畔?,須等待別人來進一步考訂,成為更精確的科學歷史知識。當下利益與長遠利益之間要保持平衡,可提供兩個不同的版本,歷史版本要全面保真,當下傳播的版本可以有所節略。
  • 文學藝術
  • 楊冬曉
    2020,19(2):89-97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12
    摘要:
    在《文心雕龍》的擬人化文學結構觀里有“辭采為肌膚”一語。傳統觀念往往認為劉勰是把作為“肌膚”的“辭采”置于作為“神明”的“情志”之下,并反對華麗文辭對情感表達的妨害。但通過對六朝人物繪畫中傳達神韻、摹寫形象等理論的分析會發現:受古代有機生命化哲學思維的影響,并基于六朝特殊的美學意識,六朝文學藝術領域里普遍存在既強調情感蘊藉,又重視形式美感,并借助形式來表現作品情感蘊藉的傾向。受此影響,《文心雕龍》中的“辭采為肌膚”既表明語言是文學的物質存在基礎,又體現了文辭獨立的審美價值,且認為文辭對思想情感有積極的表現作用。只有充分重視《文心雕龍》中語言形式觀的復雜內涵,才能對劉勰有機生命化的文學結構觀有深刻理解。
  • 社會學
  • 李丹,劉津秀
    2020,19(2):98-106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13
    摘要:
    農村場域作為扶貧資源項目運作的承接場所,其地緣、血緣、業緣特征形成了村集體經濟組織活動的特定空間。本文從制度理論視角,以西南地區代表性貧困村的農業產業化發展為例,探討了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結構要素及其運作機制。研究發現,在產業扶貧場域下,貧困村在制度要素的合法性、組織存續的邏輯性以及社會交換網絡的密集性三重規制下建成了“村委/致富帶頭人+合作社+貧困戶+農戶”形式的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制特征與禮俗特征決定了村集體經濟組織的運作機制:體制精英在識別政策目標后,遵照制度性合法性標準整合社會資本,對正式關系、非正式關系進行有機整合,從而架構村集體經濟組織,主動俘獲產業扶貧項目推動農業產業化實現減貧目標。
  • 鄧崧,王繼笛
    2020,19(2):107-116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14
    摘要:
    老齡化背景下,子女經濟支持與新農保在農村養老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本文旨在分析子女對父母的經濟支持對老年父母參與新農保的影響。主要采用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數據庫(CHARLS),利用spss的交叉列聯表相關檢驗功能檢驗了子女對父母的經濟支持與農村老年父母參與新農保的相關關系。發現有無子女的經濟支持以及經濟支持的水平與父母是否參與新農保是顯著相關的。子女的代際經濟支持與參與新農保之間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關系,農村子女對父母的代際經濟支持都會不同程度地“擠出”或“擠入”父母參與新農保。在鼓勵參與新農保、提高待遇水平的同時更應注重家庭子女贍養的“反饋模式”,促進二者相互融合。
  • 劉升
    2020,19(2):117-130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15
    摘要:
    本研究以城管的權力執行過程為研究對象,通過內部視角,發現在基層行政權力不可替代的情況下,由于受到傳統“碎片化政府”下的結構慣性、具有制度供給不足和單向依賴的依附性結構等多重因素影響,政府內部不同部門之間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動力進行權力執行中的配合,這使得本應互相配合統一使用的基層行政權力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呈現碎片化狀態,致使大量行政權力難以有效使用。受到權力執行碎片化影響,國家對單個部門資源投入的增加因無法有效發揮作用而只能導致內卷化問題。為此,應該通過治理結構和制度等多方面進行整體性改進,以提高基層治理能力。
  • 法學
  • 曹化
    2020,19(2):131-136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16
    摘要:
    隨著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我國的人口平均壽命不斷延長,老齡化社會已經到來。我國的人口老齡化是在社會正處于變革、轉型時期到來的,社會變革、轉型,人口老齡化導致的社會生活愈發復雜,社會矛盾逐漸凸顯,以及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和心理變化,勢必會對老年人的社會行為產生深遠影響。當前,老年人這一特殊群體的犯罪問題日漸突出,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回避的社會問題。確立老年人犯罪案件社會調查制度,對于提升老年人犯罪案件辦理質效、形成老年犯系統化保護及救助體系尤為重要,有必要在老年人犯罪案件辦理過程中引入社會調查制度。
  • 劉珈利
    2020,19(2):137-144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17
    摘要:
    傳統上,中國—東盟以雙邊貨幣互換合作機制為基礎,在跨境貿易與投資結算及貨幣監管合作領域取得了穩健的發展。法定數字貨幣的推進使得跨境貿易與投資的結算不再依賴主權國家傳統貨幣,其跨境流動性、可追蹤性、外部公平性能有效降低傳統貨幣的信用風險、同時增強監管時效,為促進中國—東盟跨境貿易自由化與投資便利化提供了契機。目前中國—東盟貨幣互換機制的困境、金融危機救助機制無體系、貨幣合作監管體系薄弱將阻礙法定數字貨幣在中國—東盟區域的合作。為此,以中國—東盟自貿區為平臺推進法定數字貨幣在雙邊貨幣互換機制下適用、加強法定數字貨幣合作的基礎設施建設、強化法定數字貨幣合作監管機制建設是構建中國—東盟法定數字貨幣合作的關鍵舉措。
    哲學
  • 張柯
    2020,19(2):5-18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02
    摘要:
    新近出版的《海德格爾兄弟通信集》為“海德格爾事件”研究的突破性進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本資料,為澄清諸多疑難問題提供了一個關鍵契機。受此推動,本文將對“海德格爾事件”的核心問題展開追問:海德格爾在校長任職動機問題上的自我辯護是謊言還是事實?胡戈·奧特在其研究中批評海德格爾的辯護乃是撒謊,這一判斷以種種變式影響著今天的《黑皮筆記》研究;但依據更多材料和更嚴謹的分析,可以看出奧特這一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研究工作存在嚴重漏洞,扭曲了事實,而多年來一直被質疑的海德格爾自我辯護反倒符合事實。這一發現不僅揭示出了重新全面解讀“海德格爾事件”的必要性,而且推動著我們去沉思相關論戰一再爆發的深層原因,這將有助于我們走上真正的疑難澄清之路。
  • 高山奎
    2020,19(2):19-28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03
    摘要:
    與以往時代相比,我們身處在一個技術的時代,一個技術的意識形態彌漫橫行的時代。要了解現代技術的本質及其風險,我們首先要了解技術的由所從來,而這一點與科學的古今嬗變脫不開關系。在哲人海德格爾看來,古今科學觀在標準(嚴格性、精確性),對象(自然觀)和運作方式上存在著絕然的分野。這種分野直接導致現代技術(作為訂造著的解蔽)與古代技藝(自身涌現的解蔽)存在重大不同。在海德格爾看來,現代技術作為促逼的解蔽,不僅將自然作為可計算的能量之源,而且對人的自然進行促逼和訂造,從而導致了現代人受到技術的宰制和霸占性主導。海德格爾的技術之思并非通常意義上的屬加種差式定義方式,而是試圖通過概念流轉呈現實事的現身方式。不過,應該看到,海德格爾的追問限囿在形而上學層面,缺少必要的政治哲學和資本分析的眼光。借助現代國家、資本和現代技術復雜關聯的分析,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現代技術的發生及其可能風險,這為我們的自我救渡提供了必要的思之準備。
  • 蔣世強
    2020,19(2):29-35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04
    摘要:
    后期維特根斯坦曾表明他的哲學旨在提供關于表達式用法的形態學。本文分別討論了他對歌德、布勞德、斯賓格勒的形態學的批判,進而從元哲學、哲學方法、語用顯示層面重構了維特根斯坦的形態學思想。鑒于這種形態學是純粹哲學的,理應稱之為哲學形態學。而且后期維特根斯坦的哲學形態學思想對當代哲學發展也具有現實意義。
  • 馬晨
    2020,19(2):36-42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05
    摘要:
    羅爾斯等人對康德的道德哲學做出了建構論的解讀,從此將建構論帶入到規范性研究中。因為不滿康德哲學自身的理論困境,以布蘭頓、皮平為代表的社會建構論開始了對黑格爾的規范性研究,將之視為對康德哲學的社會化,把以相互承認為基礎的社會視為規范的來源,這一解讀方式被稱之為“標準解讀”。在社會建構論的影響下,斯特恩、萊蒂寧等人分別提出了對黑格爾哲學的規范性解讀。一時間,對黑格爾規范性的研究產生了眾多豐富的理論成果??疾爝@一時段理論得失,有助于我們推動黑格爾的規范性研究。
  • 陶清
    2020,19(2):43-52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06
    摘要:
    儒學,尤其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原始儒學,究竟是學問,還是哲學、宗教、科學?這是儒學傳承歷史中的重大問題,也是儒學思想現代化特別是儒學思想當下生存和未來發展所直接面對的根本問題。從儒學思想自身發生和發展的歷史看,儒學思想的學科性質以及關于這種學科性質的理解,構成了儒學思想自身傳承系統的演化路徑和存在狀態;在全球化語境中,儒學思想的學科性質以及關于這種學科性質的理解,決定了儒學思想當下生存和未來發展的前途和命運。雖然,在儒學思想自身發展的歷史上,儒學曾經被作為哲學(哲理化)、宗教(信仰化)和科學(技術化)而獲得傳承和發展并取得巨大成就,但由于遮蔽了儒學教化個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學問根本,從而也就與現實的個人的生活世界漸行漸遠。在市場經濟生活方式漸次主導社會生活的今天,激活和啟動儒學教化個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的學問根本,有利于克制道德冷漠、倫理疏松和人性功利化的趨向,也是儒學思想在全球化條件下生存和發展的可能路徑和生存策略。
  • 盛珂
    2020,19(2):53-59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07
    摘要:
    王龍溪的“四無說”肯定了良知對于道德判斷和道德準則的決定性意義,凸顯了道德價值的純粹內在性,在理論上將王陽明的思想向前推進了一步。王陽明的致良知則通過“良知”的知是知非,為日常世俗道德準則留出了空間,在建立超越根據和肯定日常道德準則兩者之間,建構起自己的理論體系。王龍溪的“四無說”在哲學史意義上重新回到孟子學說立場,在理論上則進一步彰顯了心學傳統面臨的問題。
  • 歷史學
  • 成一農
    摘要:
    主持人弁言:地圖,是人們對地理的認知和反映,自古以來,其繪制都有著強烈的主觀性,只是近代以來用經緯度數據繪制的地圖,其表面上的準確性將這些主觀性掩蓋了起來。近現代之前的中西方地圖上,充斥著對世界秩序和空間秩序的構建、對地理空間的人為劃分以及對地理要素的想象。中國古代地圖上繪制長城的傳統由來已久,但古地圖上繪制的長城,除了展現其作為一種重要的軍事防御工事之外,還表達了古人賦予長城的各種政治文化內涵,如作為“華夷”之間的界線等。在這些地圖上繪制長城另有一層含義似乎也不能忽視:這類地圖還表達了“華夷一統”的思想,即將華夏(漢)與夷狄(胡)整合在一起的觀念。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地圖上的很多長城并不是寫實的,如大多數宋代地圖上繪制的長城都一致地從遼東半島斜向西南,橫貫今陜西北部,延伸至甘肅洮河,但實際上很難確指這表達的是哪個時代修筑的長城,其可能只是按照宋人的觀念對秦始皇修筑的各段長城的表達,而宋人的觀念則體現的是他們所認為的北宋與契丹、北宋與西夏劃界時的理想疆界。李孝聰教授的《試論地圖上的長城》一文除了對上述這些思想進行分析之外,還對明清時期基于各種目的繪制的長城圖及其發展脈絡進行了全面的展示。中國古代的各種史學、地理以及宗教文獻中都有著大量與黃河河源有關的記載。通常認為,隨著唐代之后對河源的不斷探索,有關河源的文本記載以及地圖上對河源的描繪,應當逐漸由“錯誤”走向“正確”。但實際上,這種簡單的線性“進步”并不存在。在很長時間內,歷史傳聞中的河源概念和實地考察的記錄都受到關注,也都出現于文本和地圖中,因此最新的地理發現并沒有取代傳說和傳聞中的關于黃河河源的空間概念。甚至到了19世紀,盡管元、清兩代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推翻了河出昆侖的說法,但在文獻,尤其是在地圖上,黃河發源于昆侖山的傳統認知依然占據主流。因此可以認為,中國古代對黃河河源的理解應當被認為是神話與地理、想象與現實的交匯。上述認知正是馮令晏教授的《元前文獻圖籍所載黃河河源》一文的撰寫主旨。這篇論文探討了不同知識框架對唐代河源記載的影響,以及這些知識框架在現存宋代地圖上的反映,展現了地圖與產生它們的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傮w而言,作為史料的地圖,其史料價值除了圖面內容之外,更多地體現在了地圖與其社會、文化、政治及經濟等背景的關系之中。
  • 李孝聰
    2020,19(2):61-70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09
    摘要:
    中國古代地圖上繪制長城的傳統由來已久,但古地圖上繪制的長城,除展現了其作為一種重要的軍事防御工事之外,還表達了古人心目中所賦予長城的各種政治文化內涵,如作為“華夷”之間的界線等。對于明清兩朝所繪專題性長城輿圖的分析,使我們從中讀到更多的歷史信息,從而深化了對于中國歷史的認知。
  • 馮令晏
    2020,19(2):71-79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10
    摘要:
    有關黃河河源的概念,古代各種史學、地理、以及宗教文獻都有相關記載。早期文獻中提出的重源潛流的概念,也為塑造河源空間概念留下了發揮余地。及至唐朝,各種類書、筆記、野史關于位于境外的河源的著述沿用了上述文獻中已有的地理知識,并融入了佛教世界觀的空間概念以及唐代實地考察的紀錄,逐漸構成了河源這一多元化的空間想象。本文探討了不同知識框架對唐代河源記載的影響,以及在幾幅現存宋代地圖上所反映出的相關影響。這類文獻資料有助于我們理解中古地理知識的深化與演變,以及后代地圖上展示河源的更豐富的地圖表現形式。
  • 錢茂偉
    2020,19(2):80-88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11
    摘要:
    口述史是通過口述的方式將當代公眾歷史記錄下來的歷史研究模式。其基本特征有四:個人本位原則,雙向互動的建構,參與人員的低門檻性,當代歷史記錄性。采訪人的歷史意識與文本習慣,這是產生口述史的基礎??谑鍪肥菤v史記憶代代傳承的產物,其發展階段是歷史記憶的幾種外化方式??谑鍪返男再|經歷了由組織本位到人為本位兩大階段。在公眾史學的“人為本位”原則下,口述史是主體建構,就是讓人民說話,參與歷史的建構??谑鍪氛骷降氖瞧胀ㄈ说臍v史記憶與歷史認知,所以口述史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看待普通人的歷史記憶與歷史認知。對大腦歷史記憶的懷疑必須有限度,不能泛化成沒有底線的全面懷疑??谑鍪诽峁┑氖堑谝皇中畔?,須等待別人來進一步考訂,成為更精確的科學歷史知識。當下利益與長遠利益之間要保持平衡,可提供兩個不同的版本,歷史版本要全面保真,當下傳播的版本可以有所節略。
  • 文學藝術
  • 楊冬曉
    2020,19(2):89-97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12
    摘要:
    在《文心雕龍》的擬人化文學結構觀里有“辭采為肌膚”一語。傳統觀念往往認為劉勰是把作為“肌膚”的“辭采”置于作為“神明”的“情志”之下,并反對華麗文辭對情感表達的妨害。但通過對六朝人物繪畫中傳達神韻、摹寫形象等理論的分析會發現:受古代有機生命化哲學思維的影響,并基于六朝特殊的美學意識,六朝文學藝術領域里普遍存在既強調情感蘊藉,又重視形式美感,并借助形式來表現作品情感蘊藉的傾向。受此影響,《文心雕龍》中的“辭采為肌膚”既表明語言是文學的物質存在基礎,又體現了文辭獨立的審美價值,且認為文辭對思想情感有積極的表現作用。只有充分重視《文心雕龍》中語言形式觀的復雜內涵,才能對劉勰有機生命化的文學結構觀有深刻理解。
  • 社會學
  • 李丹,劉津秀
    2020,19(2):98-106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13
    摘要:
    農村場域作為扶貧資源項目運作的承接場所,其地緣、血緣、業緣特征形成了村集體經濟組織活動的特定空間。本文從制度理論視角,以西南地區代表性貧困村的農業產業化發展為例,探討了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結構要素及其運作機制。研究發現,在產業扶貧場域下,貧困村在制度要素的合法性、組織存續的邏輯性以及社會交換網絡的密集性三重規制下建成了“村委/致富帶頭人+合作社+貧困戶+農戶”形式的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制特征與禮俗特征決定了村集體經濟組織的運作機制:體制精英在識別政策目標后,遵照制度性合法性標準整合社會資本,對正式關系、非正式關系進行有機整合,從而架構村集體經濟組織,主動俘獲產業扶貧項目推動農業產業化實現減貧目標。
  • 鄧崧,王繼笛
    2020,19(2):107-116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14
    摘要:
    老齡化背景下,子女經濟支持與新農保在農村養老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本文旨在分析子女對父母的經濟支持對老年父母參與新農保的影響。主要采用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數據庫(CHARLS),利用spss的交叉列聯表相關檢驗功能檢驗了子女對父母的經濟支持與農村老年父母參與新農保的相關關系。發現有無子女的經濟支持以及經濟支持的水平與父母是否參與新農保是顯著相關的。子女的代際經濟支持與參與新農保之間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關系,農村子女對父母的代際經濟支持都會不同程度地“擠出”或“擠入”父母參與新農保。在鼓勵參與新農保、提高待遇水平的同時更應注重家庭子女贍養的“反饋模式”,促進二者相互融合。
  • 劉升
    2020,19(2):117-130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15
    摘要:
    本研究以城管的權力執行過程為研究對象,通過內部視角,發現在基層行政權力不可替代的情況下,由于受到傳統“碎片化政府”下的結構慣性、具有制度供給不足和單向依賴的依附性結構等多重因素影響,政府內部不同部門之間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動力進行權力執行中的配合,這使得本應互相配合統一使用的基層行政權力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呈現碎片化狀態,致使大量行政權力難以有效使用。受到權力執行碎片化影響,國家對單個部門資源投入的增加因無法有效發揮作用而只能導致內卷化問題。為此,應該通過治理結構和制度等多方面進行整體性改進,以提高基層治理能力。
  • 法學
  • 曹化
    2020,19(2):131-136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16
    摘要:
    隨著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我國的人口平均壽命不斷延長,老齡化社會已經到來。我國的人口老齡化是在社會正處于變革、轉型時期到來的,社會變革、轉型,人口老齡化導致的社會生活愈發復雜,社會矛盾逐漸凸顯,以及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和心理變化,勢必會對老年人的社會行為產生深遠影響。當前,老年人這一特殊群體的犯罪問題日漸突出,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回避的社會問題。確立老年人犯罪案件社會調查制度,對于提升老年人犯罪案件辦理質效、形成老年犯系統化保護及救助體系尤為重要,有必要在老年人犯罪案件辦理過程中引入社會調查制度。
  • 劉珈利
    2020,19(2):137-144 doi: 10.19833/j.cnki.jyu.2020.02.017
    摘要:
    傳統上,中國—東盟以雙邊貨幣互換合作機制為基礎,在跨境貿易與投資結算及貨幣監管合作領域取得了穩健的發展。法定數字貨幣的推進使得跨境貿易與投資的結算不再依賴主權國家傳統貨幣,其跨境流動性、可追蹤性、外部公平性能有效降低傳統貨幣的信用風險、同時增強監管時效,為促進中國—東盟跨境貿易自由化與投資便利化提供了契機。目前中國—東盟貨幣互換機制的困境、金融危機救助機制無體系、貨幣合作監管體系薄弱將阻礙法定數字貨幣在中國—東盟區域的合作。為此,以中國—東盟自貿區為平臺推進法定數字貨幣在雙邊貨幣互換機制下適用、加強法定數字貨幣合作的基礎設施建設、強化法定數字貨幣合作監管機制建設是構建中國—東盟法定數字貨幣合作的關鍵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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