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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學東漸及其效應”訪談錄
發布時間:2019-07-09 來源 作者 點擊數量:582次

“詮釋學東漸及其效應”訪談錄

按:詮釋學是當代西方一個重要的哲學流派。自20世紀80年代東傳中國大陸以來,受到學界的重視,廣泛滲入人文社會科學諸學科,成為中西文化比較與對話的一個先鋒領域,引領思想創造之效應十分突出。學界的詮釋學研究活躍,成立了全國性詮釋學專業委員會,國內許多著名高?;蜓芯繖C構建立了相應的研究中心(所)。漢語學界的詮釋學研究一開始就與中國經典詮釋傳統的現代轉型以及中國詮釋學的創造性建構聯系在一起,以“中國經典詮釋學”“德行詮釋學和“中國闡釋學”等為代表的原創性研究方興未艾,前途可期。有鑒于此,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王海東就這一系列的專業問題,對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詮釋學專業委員會召集人、山東大學中國詮釋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詮釋學》主編傅永軍教授進行了訪談。

傅永軍 教授

 

王海東 副研究員(以下簡稱“王”):在當今全球人文社會科學之中,有一種比較流行的方法,那就是詮釋學,近年來,成為我國學界的熱點問題。然而,對于“詮釋學”到底為何,人們并不太清楚,所以先請您給我們界定一下何為“詮釋學”?

傅永軍 教授(以下簡稱“傅”):詮釋學(Hermeneutics),源于希臘語(?ρμ?νευω),意為“了解”,從希臘神赫耳墨斯(Hermes)的名字延伸而來。目前,國內并沒有統一的中譯名,有“解釋學”、“釋義學”和“闡釋學”多種譯名。詮釋學是在現象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個哲學流派,影響很大且還在不斷擴展。

王:因此對詮釋學的理解也還在不斷生成,還沒有一致性的定義。

傅:是的。國際上,就有多種定義。帕爾默(R.Palmer)歸納出6種定義。潘德榮教授從廣義上,將之定為:詮釋學是文本意義的理解與解釋之方法及其本體論基礎的學說。

王:這樣能化解不少分歧,既包括了方法論,也囊括了本體論。并依此,可以對詮釋學進行類型學的理解。

傅:對,這也是我們努力的一個目標,不僅要在學術上有創新,還要減少不必要的分歧,形成共識,推進學術的發展。從類型而言,帕爾默將之分為三類:局部詮釋學、一般詮釋學和哲學詮釋學;另外還有德國學者舒爾茨的分類:技術詮釋學、哲學詮釋學及詮釋哲學,也包含了方法論與本體論層面的詮釋學。

王:作為一個重要的思想流派,詮釋學也受到了中國學者的青睞。它的東傳源于何時?請您介紹一下。

傅:詮釋學傳入中國,整體上是新一輪西學東漸的組成部分。20世紀80年代初期詮釋學進入大陸學界,《國外社會科學》、《哲學譯叢》和《國內哲學動態》等刊物陸續介紹詮釋學,目前可查證的較早文獻是1979年燕宏遠翻譯伯耶爾的《何為“解釋學”》一文,從1984年到1989年,發表了百余篇相關譯文和論文,詮釋學研討會接連召開,使得這一理論引起國內學者的關注。九十年代,繼續推進,國內學者如湯一介先生提出構建中國解釋學構想,連發五文探討“創建中國解釋學”。進入21世紀,尤其是后現代主義之風過去后,詮釋學漸成熱點話題,相應的研究機構不斷成立,國內已經有7家左右專門的詮釋學研究機構,以之為題的碩博論文逐年增多,刊發的相關論文數千篇。

王:而且還不斷應用到其他學科,形成許多分支學科,比如:文學詮釋學、法學詮釋學和歷史詮釋學等部門解釋學。也就是說,詮釋學逐漸產生效應,并開始與中國本土思想融合,請您講一講詮釋學中國化的問題。

傅:援西入中,化西為中,是近代中國學界存在的兩條進路。由于詮釋學與中國古代的注經傳統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更易為中國學人接受,在接受詮釋學的同時,結合中國傳統學術資源,進行相應的轉化,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詮釋學。

詮釋學中國化可從兩個方面來談,一是中國學者接受詮釋學,通過翻譯介紹和研究不斷推進這一工作,并有意識地運用起來。另一方面,在“照著講”的基礎上,國內學者嘗試“接著講”,涌現了一大批優秀的詮釋學學者,老一輩有湯一介、洪漢鼎、薛華、劉笑敢等,中生代主要有:潘德榮、張江、景海峰、張汝倫、何衛平、張能為、李清良、彭啟福和秦明利等,還有陳治國、邵華、牛文君、蔡祥元、黃小洲、楊東東等一批優秀的青年學者。特別是中生代學者,有著從事原創研究的自覺意識,許多學者正嘗試構建不同表現形態的中國詮釋學。

王:一個不同于西方詮釋學的“經典詮釋學”,但又與之有著緊密的聯系?請您講一下它與西方詮釋學的關系。

傅:舒爾茨(G.Scholtz)把詮釋學分為三類:專事研究理解與解釋方法論的“技術詮釋學”,通過經典詮釋方式進行哲學探索的“詮釋哲學”,對理解與解釋之特征以及所以可能之必要條件進行哲學反思的“哲學詮釋學”。我個人主張,中國經典詮釋學應當是對中國的經典詮釋經驗進行創造性轉化而形成的一種中國的理解理論,它當然關注經典理解中的“小學”問題,甚至還會做一些經典文本的梳理注解工作,但絕不局限于此。它根本上應當成為一種關于理解如何可能的先驗哲學,一種為理解奠基、為理解合法性辯護的形而上學。

王:這種哲學的經典詮釋學與我國古代的經學有什么區別呢?

傅:經學是中國古代的學術傳統,是注解經書的學問,它采用各種技術,如音韻學、訓詁學和考據學等方法注釋經典,所謂“我注六經”,就是不斷接近文本,甚至是作者“原意”,還有更進一步的“六經注我”,即在經典的詮釋活動中,生成新的意義。這種注經學,注重方法技巧,即便是闡發義理,也是微言大義,隱微不顯,缺乏對理解與解釋本身的反思,而經典詮釋學則不僅是一種“六經注我”的實踐,更是一種對“六經如何注我”的理性說明。

王:對于何為“經典”,您是怎么看的?

傅:關于“經典”的看法較多,不一一講解;按照伽達默爾,經典classic是卓越的文本,介于正典Canon)與普通文本(text)之間,不僅是歷史性的,還代表著一種風格,具有指向 “事情本身”的典范性。因此,經典總是能夠被帶入當下與詮釋者同在,在詮釋之中不斷轉換生成新的價值。

王:那么可以說經典詮釋學,不僅是中西文化交匯的產物,還吸取了有益的古今傳統和方法,并進行了相應的時代轉換與創新。

傅:是的。中國經典詮釋學的建構應以“中西對話”為背景,通過實現中國經典詮釋傳統從古典形態轉型為現代形態來完成,中國現代詮釋學意識也在這個過程中形成。所以,中國經典詮釋傳統的現代化終究是一個中國哲學問題,它必須以“中國”為整體,為“中國”而存在。但需要強調的是,對中國經典注釋學進行批判建構,主要任務是探究由方法論的注釋學轉型為作為理解理論的詮釋學。

王:您的立場是經典詮釋學必須要回到哲學解釋學的思想高度之上?

傅:是的,否則經典詮釋學依然沒有觸及始基性的問題,難以達到西方詮釋學的高度,無法與之對話。經典詮釋學,不僅要六經注我,還要回答如何注我的問題。拒絕技術詮釋學和詮釋哲學,但承認它們的價值。經典的意義不是先于詮釋者而存在,恰恰是在詮釋者的詮釋之中,才開顯出來。理解經典的意義在于,通過對文本的理解,到達理解他者,從而教化自身,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性轉型,這是一個教化的過程,是一種實踐哲學。也是一種哲學形而上學。

王:只有達到哲學詮釋學和存在論的高度,才有可能進行真正的對話。在國內,山東大學詮釋學研究中心對詮釋學的研究與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請您介紹一下該中心近年所做的工作。

傅:我們于2002年創建“山東大學中國詮釋學研究中心”,創辦了研究詮釋學與中國經典詮釋的連續性學術集刊《中國詮釋學》(CSSCI來源集刊),推動并主導建立全國性詮釋學研究學會——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詮釋學專業委員會。

《中國詮釋學》輯刊

2002年開始,幾乎每年都與國內外詮釋學研究機構在大陸、臺灣、澳門以及美國合作主辦或協辦“詮釋學與中國經典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迄今已經舉辦15 屆,踏實推進了詮釋學與中國經典詮釋的研究。創辦在漢語學界有著廣泛學術影響的詮釋學研究專業學術集刊《中國詮釋學》,迄今已經出版17輯,引領海峽兩岸的詮釋學與中國經典詮釋研究,在漢語學界有著較高的學術聲譽,被南京大學社會科學評價中心連續3次遴選為CSSCI來源集刊。學術研究成果豐碩,學術交流活躍。出版了“詮釋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叢書”和“解釋學譯叢”等大型叢書,承擔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伽達默爾著作集漢譯及研究”和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比較視閾下中國經典詮釋傳統現代化路徑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傳統,研究梯隊已經成型,后續人才研究各具特色且優勢互補,成為山東大學人文學科中一支能夠從事原創性研究且在國內外有重大影響的研究團隊。

王:山大中國詮釋學研究中心為中國詮釋學的發展作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那么未來中國詮釋學該如何發展呢?

傅:我個人認為,從比較思想史立場出發,以西方詮釋學為鏡像,以中國經典詮釋傳統的現代轉型為學術目標,既宏觀中西經典詮釋傳統的交流,又聚焦中國注釋學的現代性要求,在中西經典詮釋傳統對話中完成中國經典詮釋傳統的詮釋學轉向,充分吸收消化中國經典詮釋經驗,并最終形成一門被稱之為中國理解理論的經典詮釋學是發展的總體目標。達成此目標需要三步戰略:第一步,首先完成中國經典詮釋傳統的現代轉型;第二步,建構充分涵括詮釋學漢語經驗的中國詮釋學;第三步,通過發展中國詮釋學為詮釋學的世界發展貢獻中國智慧,促動詮釋學發展躍進一個新階段。這是一個目標宏大的任務,需要幾代中國詮釋學學者的共同努力才能夠達成。愿景宏偉,任務艱巨,我輩必須努力。

王:謝謝傅老師!

 

           

學者簡介:

傅永軍,山東臨沂人,1958年生,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暨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理事、山東省哲學學會副會長等學術職務。主要研究領域為詮釋學與中西比較哲學、哈貝馬斯與批判理論、康德哲學和西方宗教哲學。在海內外學術期刊發表論文120多篇,出版《絕對視域中的康德宗教哲學:從倫理神學到道德宗教》、《法蘭克福學派的現代性理論》、《啟蒙、批判詮釋與宗教倫理》等多部學術著作。2003年被評為山東大學首屆“十大教學名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王海東,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訪談時間、地點:2019626日《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編輯室, 201971日山東大學中國詮釋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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